Tuesday, May 6, 2008

柏楊 II

Just saw another great article from another Blogger: http://heartofkafka.blogspot.com/
Posted on Apr 29, 2008

It is called: 《醜陋的中國人》(講稿未刪節版)
【摘要】本文是柏楊于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國愛荷華大學講辭。

多少年以來,我一直想寫一本書,叫[醜陋的中國人]。我記得美國有一本「醜陋的美國人」,寫出來之后,美國國務院拿來做為他們行動的參考。日本人也寫了一本 [醜陋的日本人],作者是駐阿根廷的大使,他閣下卻被撤職,這大概就是東方和西方的不同。中國比起日本,好像又差一級,假定我把這本書寫出來的話,可能要麻煩各位去監獄給我送飯,所以我始終沒有寫。但是我一直想找個机會,把它作一個口頭報告,請教全國各階層的朋友。不過作一個口頭報告也不簡單,在台北,听我講演的人,一听說要講這個題目。就立刻不請我了。所以,今天是我有生以來,笫一次用[醜陋的中國人]講演,我感到到非常高興,感謝各位給我這個机會。

有一次,台中東海大學請我講演,我告訴他們這個題目,我問同學會會長:「會不會有問題?」他說:「怎麼會有問題?」我對他說:「你去訓導處打听一下:因為我這個人本來就被當作問題人物。又講一個問題題目,那可是雙料。」跟訓導處談過之后,他打電話到台北來說:「問題是沒有的,不過題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?訓導處認為題目難听。」接看把他擬定的一個很長的冠冕堂皇的題目告訴我。他問:「同意不同意?」我說:「當然不同意,不過你一定要改,只好就改。」那是我第一次講有關「醜陋的中國人」。我對他說:「希望我講的時候能做個錄音,以后我可以把它改寫成一篇文章。」他慷慨承諾。結果講過之后,把錄音帶寄來,只有開頭的几句話,以后就沒有了聲音。

今年我六十五歲。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給我做了一個生日。我對他們說:「我活了六十五歲,全是艱難的歲月。」我的意思是:不僅僅我個人艱難,而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艱難。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輕,尤其是來自台灣的朋友們,多數擁有富裕的經濟環境,同你們談「艱難」,你們既不愛听,也不相信,更不了解。我所談的艱難,不是個人問題,也不是政治問題,而是超出個人之外的,超出政治層面的整個中國人問題。不僅僅是一個人經歷了患難,不僅僅是我這一代經歷了患難。假使我們對這個患難沒有了解。對這個有毒素的文化沒有了解,那麼我們的災禍還會再度發生,永遠無盡無期。

在泰國考伊蘭難民營,百分之九十是從越南、柬埔寨、寮國被驅逐出來的中國人,我們所講的「中國人」不是國籍的意思,而是指血統或文化。有一位中國文化大學華僑研究所的女學生,是派到泰國為難民服務的服務團的一員,到了那裹几天之后,不能忍受,哭著回來。她說:「那种慘狀我看不下去。」后來我到了泰國。發現中國難民的處境使人落淚。好比說:中國人不可以有私有財產。而且不能有商業行為,假使你的衣服破了,鄰居太太替你縫兩針,你給她半碗米作為同報,這就是商業行為,然后泰國士兵會逼看那位太太全身脫光,走到裁判所,問她:「你為什麼做這种違法的事情?」這只是一件很輕微的侮辱我除了難過和憤怒外,只有一個感慨「中國人造了什么孽?為什麼受到這种待遇?前年,我同我太太從巴黎的地下鐵出來,看到一個賣首飾的攤子,賣主是一個東方面孔的中年婦女,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講,賣主忽然用中國話向我們解釋,我們覺得很親切,問她「你怎麼會講中國話?」她說:「我是中國人,從越南逃出來的。」她就住在考伊蘭難民營,一面說,一面嗚咽。我只好安慰她:「至少現在還好,沒有挨餓。」在告辭轉身時,听到她嘆了一口气「唉!做一個中國人好羞愧!」我對這一聲嘆息,一生不忘。

十九世紀的南洋島,就是現在的東南亞,那時還是英國和荷蘭的屬地。有一個英國駐馬來西亞的專員說:「做十九世紀的中國人是一個災難。」因為他看到中國人在南洋島像豬仔一樣,無知無識,自生自滅,而且隨時會受到屠殺。我覺得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比十九世紀的中國人。災難更大。最使我們痛苦的是:一百年來,中國人的每一個盼望。几乎全部歸于幻滅。來了一個盼望,以為中國會從此好起來,結果不但使我們失望,反而更坏。再來一個盼望,而又是一個幻滅,又是一個失望。又是一個更坏。一而再再而三。民族固然長長遠的,但個人的生命卻是有限。人生能有几個大的盼望,人生能有几個大的理想,經得起破滅?展望前途,到底是光明的,還是不光明的?真是一苜難盡。四年前,我在紐約講演,講到感慨的地方,一個人站起來說:「你從台灣來。應該告訴我們希望,應該鼓舞我們民心。想不到你卻打擊我們。」一個人當然需要鼓勵。問題是,鼓勵起來之后怎麼辦,我從小就受到鼓勵。五、六歲的時候,大人就對我說:「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!」我想我的責任太大,負擔不起。后來我告訴我的儿子:「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!」。現在,儿子又告訴孫子:「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!」一代复一代,一代何其多?到哪一代才能夠好起來?

在中國廣大的大陸上,「反右」之后接著又來一個「文化大革命」,天翻地覆,自人類有歷史以來還沒有遇到過這麼大的一場人造浩劫。不僅是生命的損失,最大的損失是對人性的摧殘和對高貴品德的摧殘。人如果离開了人性和高貴的品德,就跟禽獸毫無區別。十年浩劫使許多人都成了禽獸。這樣一個民族:品質墮落到這种地步,怎麼能夠站得起來?在馬來西亞,華人占百分之三十几,有次我去博物館參觀,裹面有馬來文,有英文,就是沒有華文。這不是說有華文就好,沒有華文就不好。那是另外一個問題。這個現象一方面說,馬來人的心胸不寬廣,另一方面,也說明華人沒有力量,沒有地位,沒有受到尊重。泰國的華人說:「我們掌握了泰國稻米的命脈。」不要自己安慰自己,一個法令下來。你什麼都沒有了。

現在,大家談論最多的是香港,任何一個國家。它的土地被外國搶走。都是一种羞恥。等到收复它的時候,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樣,同到母親的怀抱。雙方都非常歡喜。各位都知道法國將阿爾安斯、勞蘭兩個省割給德國的事情,當它們喪失的時候,是多麼痛苦,它們回歸的時候,又是多麼快樂。可是我們的香港,一听說要回歸祖國,立刻嚇得魂飛魄散。這是怎麼一同事?至于我們在台灣,有些台灣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,主張台灣獨立。想當年。三十年前,當台灣回歸祖國的時候,大家高興得如痴如狂。真是像一個迷途的孩子回到母親的怀抱一樣。三十年之后。為什麼產生了要离家出走的想法?賽普路斯,一邊是土耳其人,一邊是希腊人。根本是兩碼子事;言語不一樣,种族不一樣,宗教不一樣,什麼都不一樣,土耳其人可以這樣做。而我們,同一個血統,同一個長相,同一個祖先,同一种文化,同一种文字,同一种語言,只不過住的地域不同而已,怎麼會有這种現象?

這种种事情,使得做為一個中國人,不但艱難,而且羞辱、痛苦。就是身在美國的中國人,你不曉得他是怎麼一回事,左、右、中、獨、中偏左、左偏中、中偏右、右偏中等等。簡直沒有共同語言。互相把對方當作殺父之仇,這算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?這算是一個什縻樣的國家?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麼歷史悠久,沒有一個國家有我們這樣一脈相傳的文化,而且這個文化曾經達到高度的文明。現代的希腊人跟從前的希腊人無關,現代的埃及人跟從前的埃及人無關,而現代的中國人卻是古中國人的后裔。為什麼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,這樣一個龐大的民族,落到今天這种醜陋的地步?不但受外國人欺負,更受自己人欺負受暴君、暴官、暴民的欺負。有時侯我在外國公園里停一下。看到外國小孩,他們是那麼快樂,我從內心產生羡慕。他們沒有負擔,他們的前途坦落,心理健康,充滿歡愉。我們台灣的孩子,到學校去念書。戴上近視眼鏡。為了應付功課的壓力,六親不認。他母親昏倒在地,他去扶她。母親悲愴的喊:「我死了算了,管我干什麼?你用功罷,你用功罷!」我太太在教書的時候,偶爾談到題外做人的話,學生馬上就抗議:「我們不要學做人,我們要學應付考試。」再看大陸上的一些孩子,從小就要斗,就要詐欺,就要練習出賣朋友同志,就要滿口謊言。多可怕的教育,我們要靠下一代,下一代卻是這种樣子。

我在台灣三十多年,寫小說十年,寫雜文十年,坐牢十年,現在將是寫歷史十年,平均分配。為什麼我不寫小說了?我覺得寫小說比較間接,要透過一個形式,一些人物,所以我改寫雜文。雜文像匕首一樣,可以直接插入罪惡的心臟。雜文就好像一個人坐在司机的旁邊一直提醒司机,你已經開錯了,應該左轉,應該右轉,應該靠邊走,不應該在雙黃線上超車,前面有橋,應該放緩油門,前面有一個十字路口,有紅燈等等。不停的提醒,不停的叫,叫多了以后就被關進大牢。掌握權柄的人認為:只要沒有人指出他的錯誤,他就永遠沒有錯誤。

我自己在牢房裹沉思,我為什麼坐牢,我犯了什麼罪?犯了什麼法?出獄之后,我更不斷的探討,像我這樣的遭遇,是不是一個變態的、特殊的例予?我到愛荷華,正式和大陸的作家在一起,使我發現,像我這种人,上帝注定要我坐牢,不在台灣坐牢,就在大陸坐牢。他們同我講:「你這個脾气,到不了紅衛兵,到不了文化大革命,反右就把你反掉了。」為什麼一個中國人,稍微膽大心粗一點,稍微講一點點實話,就要遭到這种命運?我遇到很多在大陸坐過牢的人,我間他們:「你為什麼坐牢?」他們說:「講了几句實話。」就是這樣。為什麼講了几句實話就會遭到這樣的命運?我認為這不是個人的問題,而是中國文化的問題。前几天,有位從北京來的「全國作家協會」的党書記,我同他談,把我气得講不出話來。我覺得我吵架還蠻有本領,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于打悶了。但不能怪他,甚至于在台北關我的特務,都不能責備,換了各位,在那個環境之中,納入那种軌道之后,也可能會有那樣的反應,因為你覺得做得是對的。我也會那樣做。因為我認為我做得是對的,甚至可能比他們更坏。常听到有人說:「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裹。」我年紀大了之后,覺得這話很有問題,事實上是,一半操在自己之手,一半操在別人之手。

一個人生活在世上,就好像水泥攪拌器裹的石子一樣,運轉起來之后,身不由主。使我們感覺到,不是某一個人的問題,而是社會問題,而是文化問題。耶穌臨死的時候說:「寬容他們,他們做的他們不知道。」年輕時候讀這句話,覺得稀松平常,長大之后,也覺得這句話沒有力量。但是到了我現在這個年齡,才發現這句話多縻深奧,多麼痛心。使我想到我們中國人,成了今天這個樣子,我們的醜陋,來自于我們不知道我們醜陋。我到愛荷華,因為中華民國跟美國沒有邦交,我們夫婦的經費是由愛荷華大學出一半,再出私人捐助一半。捐助一半的是愛荷華燕京飯店老板,一位從沒有回過中國的中國人裴竹章先生,我們從前沒見過面,捐了一個這麼大的數目,使我感動。他和我談話,他說:「我在沒有看你的書之前,我覺得中國人了不起,看了你的書之后,才覺得不是那麼一回事,所以說,我想請你當面指教。]裴竹韋先生在發現我們文化有問題后,深思到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品質有問題,我第一次出國時,孫觀漢先生跟我講:「你回國之后,不准講一句話:唉!中國人到那裹都是中國人。」我說:「好,我不講。」回國之后,他問我:「你講得怎麼樣?」我說:「還是不准講的那句話:中國人到那裹都是中國人。」他希望我不要講這句話。是他希望中國人經過若千年后,有所改變,想不到并沒有變。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品質真的有了問題?是不是上帝造我們中國人的時候,就賦給我們一個醜陋的內心?我想不應是品質問題,這不是自找安慰,中國人可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之一,在美國各大學考前几名的,往往是中國人,許多大科學家,包括中國原子科學之父孫觀漢先生,諾貝爾獎金得主楊振宁、李政道先生,都是第一流的頭腦。中國人并不是品質不好,中國人的品質足可以使中國走到一個很健康、很快樂的境界,我們有資格做到這一點,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會成為一個很好的國家。但我們不必整天要我們的國家強大,國家不強大有什麼關系?只要人民幸福。在人民幸福了之后,再去追求強大不遲。我想我們中國人有高貴的品質。但是為什麼几百年以來,始終不能使中國人脫离苦難?什麼原因?

我想冒昧的提出一個綜合性的答案,那就是,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种濾過性病毒,使我們子子孫孫受了感染,到今天都不能痊愈。有人說:「自己不爭气,卻怪祖先。」這話有一個大漏洞。記得易卜先生有一出名劇(按,[本鬼]),有梅毒的父母,生出個梅毒的儿子,每次儿子病發的時候:都要吃藥。有一次,儿子憤怒的說:「我不要這個藥,我宁愿死。你看你給我一個什麼樣的身体?」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?我們不是怪我們的父母。我們不是怪我們的祖先,假定我們要怪的話,我們要怪我們的祖先給我們留下什麼樣的文化?這麼一個龐大的國度,擁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個龐大民族,卻陷入貧窮、愚昧、斗爭、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,難以自拔。我看到別的國家人与人之間的相處,心裹充滿了羡慕。這樣的一個傳統文化。產生了現在這樣的一個現象,使我們中國人具備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徵。最明顯的特徵之一就是臟、亂、吵。台北曾經一度反臟亂。結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。我們的廚房臟亂。我們的家庭臟亂。有很多地方,中國人一去,別人就搬走了。我有一個小朋友,國立政治大學畢業的,嫁給一個法國人,住在巴黎,許多朋友到歐洲旅行都在她家,打過地鋪。她跟我說:「她住的那棟樓裹,法國人都搬走了,東方人都搬來了。」(東方人的意思,有時候是指整個東方,有時候專指中國人。)我听了很難過,可是隨便看看,到處是冰淇淋盒子、拖鞋;小孩子到處跑,到處亂畫,空气裹有潮濕的霉味。我問:「你們不能弄干淨嗎?」她說:「不能。」不但外國人覺得我們臟,我們亂。經過這麼樣提醒之后,我們自己也覺得我們臟、我們亂。至于吵,中國人的嗓門之大,真是天下無雙,尤以廣東老鄉的噪門最為叫座。有個發生在美國的笑話:兩個廣東人在那裹講悄悄話,美國人認為他們就要打架,急撥電話報案,警察來了,問他們在干什麼?他們說:「我們正耳語。」

為什麼中國人聲音大?因為沒有安全感,所以中國人嗓門特高,覺得聲音大就是理大:只要聲音大、噪門高,理都跑到我這裹來了,要不然我怎麼會那麼气憤?我想這几點足使中國人的形象受到破坏,使我們的內心不能平安。因為吵、臟、亂,自然會影響內心,窗明几淨和又臟又亂,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。

至于中國人的窩里斗,可是天下聞名的中國人的重要特性。每一個單獨的口本人。看起來都像一條豬,可是三個日本人加起來就是一條龍:曰本人的團隊精神使日本所向無敵。中國人打仗打不過日本人,做生意也做不過日本人,就在台北,三個日本人做生意,好,這次是你的,下次是我的。中國人做生意,就顯現出中國人的醜陋程度,你賣五十。我賣四十,你賣三十,我賣二十。所以說。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一條龍,中國入講起話來頭頭是道。上可以把太陽一口气吹滅,下可以治國平天下。中國人在單獨一個位置上。譬如在研究室里,在考場上,在不需要有人際關系的情況下,他可以有了不起的發展。但是三個中國人加在一起,三巨條龍加在一起。就成了一條豬、一條虫,甚至連虱都不如。因為中國人最拿手的是內斗。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內斗,中國人永遠不團結,似乎中國人身上缺少團結的細胞,所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不知道團結,我只好說:「你知道中國人不團結是什麼意思?是上帝的意思!因為中國有十億人口,團結起來,万眾一心,你受得了?是上帝可怜你們,才教中國人不團結。」我一面講,一面痛徹心腑。

中國人不但不團結,反而有不團結的充分理由,每一個人都可以把這個理由寫成一本書。各位在美國看得最清楚,最好的標本就在眼前,任何一個華人社會,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,互相想把對方置于死地。中國有一句話:一個和尚擔水吃,兩個和尚抬水吃,三個和尚沒水吃。」人多有什麼用?中國人在內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。可是你說他不了解,他可以寫一本團結重要的書給你看看。我上次(一九八一)來美國,住在一個在大學教書的朋友家裹,談得頭頭是道,天文地理,怎麼樣救國等等,第二天我說:「我要到張三那儿去一下。」他一听是張三,就眼冒不屑的火光,我說:「你送我去一下吧!」他說:「我不送,你自己去好了。」都在美國學校教書,都是從一個家鄉來的,竟不能互相容忍,那還講什麼理性?所以中國人的窩裹斗,是一項嚴重的特徵。

各位在美國更容易体會到這一點,凡是整中國人最厲害的人不是外國人,而是中國人。凡是出賣中國人的:也不是外國人,而是中國人。凡是陷害中國人的,不是外國人,而是中國人。在馬來西亞就有這樣的一個故事:有一個朋友住在那儿開礦,一下子被告了,告得很嚴重,追查之下,告他的原來是個老朋友,一塊從中國來的,在一起打天下的。朋友質問他怎麼做出這种下流的事?那人說:「一塊儿打天下是一塊儿打天下,你現在高樓大廈,我現在搞的沒辦法,我不告你告誰?」所以搞中國人的還是中國人。譬如說,在美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度,滄海一粟。怎麼會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?有人告你麼!誰告你?就是你身邊的朋友,就是中國人告你。有許多朋友同我說:如果頂頭上司是中國人時,你可要特別注意。特別小心,他不但不會提升你,裁員時還會先開除你。因為他要「表示」他大公無私,所以我們怎麼能跟猶太人比?我常听人說:「我們同猶太人一樣,那麼勤勞。」我覺得這話應該分兩部分來講,一個是,中國人的勤勞美德,在大陸已被四人幫整個破坏。几千年下來,中國唯一最重要的美德勤勞,現在已不存在。第二,我們拿什麼來跟猶太人比?像報紙上說的:以色列國會里吵起來了,不得了啦,三個人有三個意見。但是,卻故意抹殺一件事情,一旦決定了之后,卻是一個方向,雖然吵得一塌糊涂,外面還在打仗,敵人四面包圍。仍照舊舉行選舉!各位都現白,選舉的意義是必須有一個反對党,沒有反對党的選舉,不過是一台三流的野台戲。在我們中國,三個人同樣有三個意見,可是,跟以色列不一樣的是,中國人在決定了之后。卻是三個方向。好比說今天有人提議到紐約,有人提議到舊金山,表決決定到紐約。如果是以色列人,他們會去紐約。如果是中國人,哼,你們去紐約,我有我的自由,我還是去舊金山。我在英國影片中,看見一些小孩子在爭,有的要爬樹,有的要游泳,鬧了一陣之后決定表決,表決通過爬樹,于是大家都去爬樹。我對這個行為有深刻的印象,因為 democracy不是形式,而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我們的democracy是「以示democracy」:投票的時候,大官還要照個相,表示他降貴紆尊, democracy并沒有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,只成為他表演的一部分。

中國人的不能團結,中國人的窩裹斗,是中國人的劣根性。這不是中國人的品質不好,而是中國的文化中,有濾過性的病毒,使我們到時侯非顯現出來不可,使我們的行為不能自我控制,明知道這是窩里斗,還是要窩里斗。鍋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飯,天塌下來有個子高的可以頂。因為這种窩里斗的哲學,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為死不認錯。各位有沒有听到中國人認過錯?假如你听到中國人說:「這件事我錯了。」你就應該為我們國家民族額手稱慶。我女儿小的時候,有一次我打了她,結果是我錯怪了她,她哭得很厲害,我心里很難過。我覺得它是幼小無助的,她只能靠父母,而父母突然一翻臉,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。我抱起她來,我說:「對不起,爸爸錯了,爸爸錯了,我保證以后不再犯,好女儿,原諒爸爸。」她役久很久以后才不哭。這件事情過去之后,我心里一直很痛苦,但是我又感到無限驕傲,因為我向我的女儿承認自己錯誤。

中國人不習慣認錯,反而有一万個理由。掩蓋自己的錯誤。有一句俗話:「閉門思過。」思誰的過?思對方的過?我教書的時侯,學生寫周記,檢討一周的行為,檢討的結果是:「今天我被某某騙了,騙我的那個人,我對他這麼好,那麼好,只因為我太忠厚。」看了對方的檢討,也是說他太忠厚。每個人檢討都覺得自己太忠厚?那麼誰不忠厚呢?不能夠認錯是因為中國人喪失了認錯的能力。我們雖然不認錯,錯還是存在,并不是不認錯就沒有錯。為了掩飾一個錯,中國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,再制造更多的錯,來證明第一個錯并不是錯。所以說,中國人喜歡講大話。喜歡講空話,喜歡講假話,喜歡講謊話,更喜歡講毒話要毒的話。不斷夸張我們中華民族大漢天聲,不斷夸張中國傳統文化可以宏揚世界。因為不能兌現的緣故,全都是大話、空話。我不再舉假話、謊話的例子,但中國人的毒話,卻十分突出,連閨房之內,都跟外國人不同。外國夫妻昵稱「蜜糖」「打鈴」,中國人卻冒出:「殺千刀的」。一旦涉及政治立場或爭權奪利的場合,毒話就更無限上綱,使人覺得中國人為什麼這麼惡毒、下流?

我有位寫武俠小說的朋友,后來改行做生意,有次碰到他,問他做生意可發了財?他說:「發什麼財?現在就要上吊!」我問他為什麼賠了?他說:「你不曉得,和商人在一起。同他講了半天,你還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麼。」很多外國朋友對我說:「和中國人交往很難,說了半天不曉得他心裹什麼想法。」我說:「這有什麼稀奇,不要說你們洋人,就中國人和中國人來往,都不知道對方心里想的什麼。」要察顏觀色,轉彎抹角,問他說:「吃過飯沒有?」他說:「吃了」其實沒有吃,肚子還在叫。譬如說選舉,洋人的作風是:「我覺得我合适,請大家選我。」中國人卻是諸葛亮式的:即令有人請他,他也一再推辭:「唉!我不行啊!我那里夠資格?」其實你不請他的話,他恨你一輩于。好比這次請我講演,我說:「不行吧!我不善于講話呀!」可是真不請我的話,說不定以后台北見面,我會飛一塊磚頭報你不請我之仇。一個民族如果都是這樣,會使我們的錯誤永遠不能改正。往往用十個錯誤來掩飾一個錯誤,再用一百個錯誤來掩飾十個錯誤。

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國教授,有一位也在那個大學教書的老朋友,跑來看我,他說:「晚上到我那儿去吃飯。」我說:「對不起,我還有約。」他說:「不行,一定要來!」我說:「好吧,到時候再說。」他說:「一定來,再見!」我們中國人心里有數,可是洋人不明白。辦完事之后?到了吃晚飯的時候,我說:「我要回去了。」英國教授說:「哎!你剛才不是和某教授約好了的嗎?要到他家去啊。」我說:「哪有這回事?」他說:「他一定把飯煮好了等你。」外國人就不懂中國人這种心口不一的這一套。

這种种情形,使中國人生下來就有很沉重的負擔,每天都要去揣摩別人的意思。如果是平輩朋友,還沒有關系。如果他有權勢,如果他是大官,如果他有錢,而你又必須跟他接近,你就要時時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?這些都是精神浪費。所以說,有句俗話:「在中國做事容易,做人難。」「做人」就是軟体文化,各位在國外住久了,回國之后就會体會到這句話的壓力。做事容易,二加二就是四,可是做人就難了,二加二可能是五,可能是一,可能是八百五十三,你以為你講了實話,別人以為你是攻擊你難道要顛覆政府呀?這是一個嚴重的課題,使我們永遠在一些大話、空話、假話、謊話、毒話中打轉。我有一個最大的本領,開任何會議時,我都可以坐在那裹睡覺,睡醒一覺之后,會也就結束。為什麼呢?開會時大家講的都是連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話,听不听都一樣。不只台灣如此,大陸尤其嚴重。今年(一九八四)參加國際作家寫作計划的一位大陸著名的女作家諶容,寫了一篇小說《真真假假》,推荐給各位,務請拜讀。環境使我們說謊,使我們不能誠實。我們至少應該覺得,坏事是一件坏事,一旦坏事被我們認為是一件榮耀的事,認為是無所謂的事的話,這個民族的軟体文化就開始下降。好比說偷東西被認為是無所謂的事,不是不光榮的事,甚至是光榮的事,這就造成一個危机,而我們中國人正面對這個危机。

因為中國人不斷的掩飾自己的錯誤,不斷的講大話、空話、假話、謊話、毒話,中國人的心靈遂完全封閉,不能開闊。中國的面積這麼大,文化這麼久遠,泱泱大國,中國人應該有一個什麼樣的心胸?應該是泱泱大國的心胸。可是我們泱泱大國民的心胸只能在書上看到,只能在電視上看到。你們看過哪一個中國人有泱泱大國民的胸襟?只要瞪他一眼,馬上動刀子。你和他意見不同試一試?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來握握手,中國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,三代都報不完的仇恨!為什麼我們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?

沒有包容性的性格,如此這般狹窄的心胸,造成中國人兩個极端,不夠平衡。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卑。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傲。自卑的時候,成了奴才;自傲的時候,成了主人!獨獨的,沒有自尊。自卑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是團狗屎,和權勢走得越近,臉上的笑容越多。自傲的時候覺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。不屑一顧。變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動物。

在中國要創造一個奇跡很容易,一下子就會現出使人惊异的成就。但是要保持這個奇跡,中國人卻缺少這种能力。一個人稍稍有一點可怜的成就,于是耳朵就不靈光了。眼睛也花了,路也不會走了,因為他開始發燒。為了兩篇文章就成了一個作家。拍了兩部電影就成了電影明星,當了兩年有點小權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,到美國來念了兩年書就成了專家學人;這些都是自我膨脹。台灣曾經出過一個車禍,國立台灣師范大學的畢業生出去旅行,車掌小姐說:「我們這位司机先生,是天下一流的司机,英俊、年輕。」那位司机先生立刻放開方向盤,同大家拱手致意。這就是自我膨脹,他認為他技術高明,使他雖不扶方向盤,照樣可以開車。若干年前,看過一部電影。有一次,羅馬皇帝請了一個人來表演飛翔,這個人自己做了一對翅膀,當他上塔之前,展示給大家看,全場掌聲雷動。他一下子膨脹到不能克制,覺得偉大起來,認為不要這對翅膀照樣可以飛,接看就順看梯子往上爬,他太太拉他說:「沒有這個東西是不能飛的,你怎麼可以這個樣子?」他說:「你懂什麼?」他太太追他,他就用腳踩他太太的手。他到了塔上后,把蓋子一蓋,偉大加三級,再往下一跳,噗通一聲就沒有了。觀眾大發脾气:我們出錢是看飛的,不是看摔死人的,教他太太飛。他太太凄涼的對她丈夫在天之靈說:「你膨脹的結果是,害了你自己,也害了你的妻子。」

中國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脹的民族,為什麼容易膨脹?因為中國人「器小易盈」,見識太少,心胸太窄,稍微有一點气候,就認為天地雖大,已裝他不下。假如只有几個人如此。還沒有關系,假使全民族,或是大多數,或者是較多數的中國人都如此的話,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。中國人似乎永遠沒有自尊,以至于中國人很難有平等觀念。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,我便是你的主人。這种情形影響到個人心態的封閉,死不認錯。可是又不斷有錯,以致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一种神經質的恐懼。舉一個例子來說明:台北有個朋友,有一次害了急病,被抬到中心診所,插了一身管子,把他給救活了。兩三天之后:他的家人覺得中心診所費用較大,預備轉到榮民總醫院,就跟醫生去講,醫生一听之下大發雷霆。說:「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來,現在要轉院呀。」于是不由分說,把管子全部拔下,病人几乎死掉,朋友向我談起這件事時,既悲又憤,我向他說:「你把那醫生的名字告訴我,我寫文章揭發他。」他大吃一惊說:「你這個人太沖動,好事,早知道不跟你講。」我听了气得發瘋,我說:「你怕什麼?他只不過是個醫生而已,你再生病時不不找他便是了,難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報复不可?再說,他如果要對付的話,也只能對付我,不會對付你。是我寫的,我都不怕,你怕什麼?」他說:「你是亡命之徒。」我覺得我應該受到贊揚的,反而受到他的奚落。我想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,他是我很好的朋友。人也很好,他講這些話是因為他愛護我,不愿意我去闖禍。然而這正是神經質的恐懼,這個也怕,那個也怕。

記得我第一次到美國來,紐約發生了一次搶案,是一個中國人被搶,捉到強盜后,他不敢去指認。每個人都恐懼的不得了。不曉得什麼是自己的權利,也不曉得保護自己的權力,每遇到一件事情發生,總是一句話:「算了,算了。」「算了算了」四個字,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國人,使我們民族的元气,受到挫傷。我假如是一個外國人,或者,我假如是一個暴君,對這樣一個民族,如果不去虐待它的話,真是天理不容。這种神經質的恐懼,是培養暴君、暴官最好的溫床,所以中國的暴君、暴官,永遠不會絕跡。中國傳統文化里各位在《資治通監》中可以看到一再強調明哲保身,暴君暴官最喜歡,最欣賞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,所以中國人就越來越墮落萎縮。

中國文化在春秋戰國時代,是最燦爛的時代。但是從那個時代之后,中國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。到了東漢,政府有個規定,每一個知識分子的發言、辯論、寫文章,都不能超出他老師告訴他的范圍,這叫做「師承」。如果超出師承,不但學說不能成立,而且還違犯法條。這樣下來之后,把中國知識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,全都扼殺、僵化。就像用塑膠口袋往大腦上一套,滴水不進。一位朋友說,「怎麼沒有思考力?我看報還會發牢騷。」思考是多方面的事,一件事不僅有一面,不僅有兩面,甚至有很多面。孫觀漢先生常用一個例子,有一個球:一半白,一半黑,看到白的那半邊的人,說它是個白球。另一邊的人,則說它是個黑球,他們都沒有錯,錯在沒有跑到另一邊去看,而跑到另一邊看,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。當我們思考問題時,應該是多方面的。

有一則美國的小幽默,一位气象學系老師舉行考試,給學生一個气壓計,叫他用「气壓計」量出樓房的高度,意思當然是指用「气壓」測量高度。但那位學生卻用很多不同方法,偏偏不用「气壓」,老師很生气,就給他不及格,學生控訴到校方委員會,委員會就問他為什麼要那麼同答?他說:「老師要我用那個「气壓計」來量樓有多高。他并沒有說一定要用「气壓」,我當然可以用我認為最簡單的方法。」委員會的人問他:「除了那些方法之外,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?」學生:「還有很多,我可以用繩子把气壓計從樓上吊下來,再量繩子,就知道樓有多高。」「還有沒有別的方法?」學生說:「還有,我可以找到這棟樓房的管理員,把這個气壓計送給他,讓他告訴我這個樓有多高。」這個學生并不是邪門,他所顯示的意義,就是一种想像力和思考力,常使漿糊腦筋嚇死。

還有一种「買西瓜學」,老板對伙計說:「你一出門,往西走,第一道橋那里,就有賣西瓜的,你給我買兩斤西瓜。」伙計一出門。往西走,沒有看見橋,也沒有賣西瓜的,于是就空手回來。老板罵他混蛋,沒有頭腦。他說:「東邊有賣的。」老板問他:「你為什麼不到東邊去?」他說:「你沒叫我去。」老板又罵他混蛋。其實老板覺得這個伙計老實,服從性強,沒有思考能力,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。假如伙計出去一看,西邊沒有,東邊有。就去買了,瓜又便宜、又甜。回去之后老板會夸獎他說:「你太聰了,了不起,做人正應該如此,我很需要你。」其實老板覺得這個家伙靠不住,會胡思亂想。各位。有思考能力的奴隸最危臉,主子對這种奴隸不是殺就是赶。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來的人,怎能獨立思考?因為我們沒有獨立思考訓練,也恐懼獨立思考。所以中國人也缺少鑒賞能力,什麼都是和稀泥。沒有是非,沒有標准。中國到今天這個地步,應該在文化里找出原因。

這個文化,自從孔丘先生之后,四千年間,沒有出過一個思想家,所有認識字的人,都在那裹注解孔丘的學說,或注解孔丘門徒的學說,自己沒有獨立的意見,因為我們的文化不允許這樣做,所以只好在這潭死水中求生存。這個潭,這個死水,就是中國文化的醬缸,醬缸發臭,使中國人變得醜陋。就是由于這個醬缸深不可測,以至許多問題,無法用自己的思考來解決,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來領導。這樣的死水,這樣的醬缸,既使是水蜜桃丟進去也會變成干屎橛。外來的東西一到中國就變質了,別人有democracy,我們也有democracy,我們的democracy是:「你是民,我是主。」別人有法制,我們也有法制,別人有自由,我們也有自由,你有什麼,我就有什麼。你有斑馬線,我也有斑馬線-當然,我們的斑馬線是用來引誘你給車子壓死的。要想改變我們中國人的醜陋形象,只有從現在開始,每個人都想辦法把自己培養成鑒賞家。我們雖然不會演戲。卻要會看戲,不會看戲的看熱鬧,會看戲的看門道。鑒賞家本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。我記得剛到台灣的時候,有一個朋友收集了很多貝多芬的唱片。有七、八套,我請求他送一套或賣一套給我,他當場拒絕,因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揮和樂隊演奏,并不一樣。我听了很慚愧,他就是一個鑒賞家。

上一次美國總統競選的時候,我們看到侯選人的辯論,從不揭露對方陰私,因為這樣做選民會免得你水准不夠,喪失選票。中國人的作法就不一樣,不但專門揭露陰私,而且制造陰私,用語惡毒。什麼樣的土壤長什麼樣的草,什麼樣的社會就產生什麼樣的人。人民一定要自己夠水准,人民自己如果不夠水准,還去怪誰?對一個不值得尊敬的人,我們卻直著脖子叫他万歲。那你能怪他騎到你頭上?拿錢買選票這种事情,使人痛心,選民在排著隊選舉,一看到人在付錢買票,有人就問:「怎麼不給我呀?」這种人還配實行democracy? democracy是要自己爭取的,不能靠別人賞賜。現在,常有人講:「政府放寬多了。」這是很可怕的事情,自由、權利是我們的,你付給我,我有,你不付給我,我也有。我們如果有鑒賞能力,就一定要爭取選舉。嚴格選擇對象。我們沒有鑒賞的能力,連美女和麻子臉都分不出。能夠怪誰?好比說畫畫,假使我柏楊畫了畢加索的假畫,有人看到說:「這真好|」花五十万美金買下來了,請問你買了假畫能怪誰?是你瞎了眼!是你沒有鑒賞能力。可是在這种情況之下。真的畢加系的畫就不會有人賣了:假畫出籠,真畫家只好餓死。買了假畫不能怪別人,只能怪自己。就好像有一個人請來了一個裁縫師傅修他的門。結果把門裝顛倒了,主人說:「你瞎了眼?」裁縫師傅說:「誰瞎了眼?瞎了眼才找錯人!」這個故事我們要再三沉思。沒有鑒賞力。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。

中國人有這麼多醜陋面,只有中國人才能改造中國人。但是外國人有義務幫助我們,不是經濟幫助,而是文化幫助。因為中國船太大,人太多,沉下去之后,會把別人也拖下漩渦淹死。在座的美國朋友,請接受我們伸出的雙手。最后一點,我的感想是:我們中國人口太多,僅只十億張大的口,連喜馬拉雅山都能吞進去,使我們想到,中國人的苦難是多方面的,必須每一個人都要覺醒。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成為一個好的鑒賞家,我們就能鑒賞自己,鑒賞朋友,鑒賞國家領導人物。這是中國人目前應該走的一條路,也是唯一的一條路。

謝謝!

原載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香港《百姓半月刊》;十二月一日紐約《台灣与世界雜志》;十二月八日,台北《自立晚報》;十二月十三日洛杉磯《論壇報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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