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o he is not dead yet. Just happen to come across an article about him here. So, I just wanna share with others. (sorry this article is in Chinese). Here we go....倪匡与李敖同岁，这两个人绕了四轮“十二生肖”之后，1983年的一批人便诞生了——我即是此批之一，都属“猪”，今年乃是本命年。在性格上，我们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，但在道路选择上又富含歧见。其相同的特点，大致可以归纳出：工作狂的倾向，不要命的倾向，“一根经”的倾向，“一竿插到底”的倾向，笔力强劲恣肆的倾向。倪匡无限地挖掘自己的潜能，在政治取向上走的是“爱国必须反共，反共才是爱国”的道路；李敖的选择已经趋于投机、献媚和盲从，与金庸、黄霑一样“晚节不保”，成为统战之棋，却未有丝毫警醒觉悟。倪匡与李敖，两者都属高产作家。前者乃全世界之最，手写速度是每小时2,500字～4,500字之间，1996年使用“声控电脑”后，写作速度反而变慢；而口才亦属一流，讲话速度比写作速度还快，一旦慢下来就要“打结”。李敖从《老年人与棒子》开始，写了46年，速度亦属惊人，想当年半夜三更起床写作，搞连续数年的“通宵达旦”，这种锻炼历程比我还要早几十年。两者都是“数千万字”的作家，但李敖不可与倪匡相比之处，在于其原创有限、范畴有限、文体有限，而倪匡一生居然从来没有抄袭过自己，可谓思源开阔、源源不断的作家典型。 在
1985年8月出版的《倪匡传奇》之最末，曾有这样一段话：“从江南到内蒙到东北，倪匡早年的生活，由血与泪、生存与死亡、战栗与痛苦交织而成。”确实，倪匡曾经投身“共产党革命事业”六年，想当年大小是个“基层干部”，然而其自由理念在当时政治环境之下饱受批判、批斗，到后期更是发展到可能承受“十年监禁”的沉重打击。而其具体“法律纠纷”，竟仅仅是因为取些木材来烤火以及一条狗将大队长咬伤而已，如此就成了“反革命”、“对共产党员恨之入骨”之类重罪。1957年，倪匡逃亡，自内蒙古逃到大连，又由大连逃至上海、广州，最终成功偷渡至香港，躲过“反右”、“文革”等严重浩劫。这一年，倪匡年仅22岁。那是刻骨铭心的记忆，也震撼了一大批的倪匡读者。当时的倪匡，身上没有多少钱（到大连后，身上的钱只够买票到青岛），饿得又厉害，硬着头皮逃到上海后，连亲人也不敢接待之，就如躲瘟疫、躲疯狗一般惟恐避之不及。自上海到香港，倪匡乃以老鼠、蚂蚁、棉花充饥，以伪刻图章与路条来解决即时危险。如此活脱脱的“流浪汉”，整整两个月的逃亡，自中国最北部逃至中国最南部，痛苦至极地“千里走单骑”，风餐露宿，挨饥受饿，诸位可以想象当时倪匡内心之愤怒、绝望与决断。
这个原名倪亦明、倪聪的人，自此以后，在中国大陆的足迹消失了整整50年。50年以来，倪匡的大量书籍只能停留于一般的地摊或出租书店，被当作“反动分子”、“反动书籍”对待。直到网络开放，倪匡一生之奋斗才逐渐为人所知——我已看到收录“倪匡全集”、“倪匡作品集”、“倪学”的大量网站，点击量巨大，粉丝活跃。几代香港人及非香港人，都是看着倪匡的书长大的。其间，环环相扣的描写，惊险神秘的探寻，英雄主义的倡扬，反对独裁的决心，牵连广阔，气势磅礴，天马行空，这一切都已深深地刻在了人们的心里。在香港，倪匡、金庸、黄霑、蔡澜并列为“四大才子”，亦有“小说三大高手”的说法，指的是攻科幻的倪匡、攻武侠的金庸、攻言情的亦舒。其中，亦舒就是倪匡的亲妹妹——倪亦舒。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“莫谈国事”者，专为中产阶层的职业女性而作，重气质，重品位，穿着破牛仔裤、烂ｔ恤，头发剪得如男童，化装品是一罐凡士林，闲时拖凉鞋，夹香烟去骑单车，奔公园，看法国小电影……。这个人，就是被视为“超越台湾琼瑶”的香港言情作家倪亦舒。
倪匡的一生，极富戏剧性。在香港这个地方，在连续反了50年共产党的人之中，他是最显眼的一个。但如果切开他的家族、家庭与朋友，便更能感到他的孤独与寂寞。倪匡的大哥叫倪亦方，现在辽宁省鞍山市化工二厂就任厂长，是共产党员、工程师，曾经遭受“反右”、“文革”磨难，蒙受20余年不白之冤。1985年7月1日，《鞍山日报》曾刊出报道《倪亦方——理想是巨大的精神力量》，此文惨不忍“读”，简直是赤裸裸的精神洗脑，假以“爱国”之名义，忽视倪亦方所受之沉重打击。面对倪亦方这位大哥，倪匡情何以堪？倪匡之子，乃在电影、电视、电台、唱片、书籍等方面皆有展示的倪震，曾与李嘉欣、陈法蓉恋爱，又与周慧敏同居17年。此子有才，善于拓展，但远不如其父之远见，亦与政治无染。亲人如此，朋友则更不必说，似有“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”的苦衷，或曰精明。2005年，倪匡在离开香港13年之后，从美国返回香港，当时林渊曾经发出一则报道，内有如下内容：“倪匡的两位好友查良镛和黄霑，晚年如何由反共转向媚共，对中共政权完全丧失批判能力，甘心沦为统战工具，查、黄二人那种晚节不保，才教众多香港人感到痛心和失望。”林渊为什么这样讲？
我们来看几则资料。在已公开的《倪匡百问》之中，倪匡说：“我最推崇的小说家分别是金庸、古龙、琼瑶、亦舒、高阳、夏树静子、爱伦坡；最推崇的散文家是柏杨与李敖。”其自认的“至交好友”，分别是古龙、金庸、黄霑、张系国、沈西城、叶李华。另一则资料，则来自《维基百科》：“倪匡自夸是金庸的好友，但金庸从不承认这点。”黄霑也是风向一转，让倪匡大大失望。张系国乃是同类文友（科幻作家）之切磋，沈西城、叶李华乃是倪匡的顶极粉丝。在其“至交好友”之中，若要讲真性情、真豪杰，可能唯有已逝的古龙一人而已。至于琼瑶、亦舒、高阳、夏树静子、爱伦坡，皆与倪匡非一路人。而李敖本身，更是过气人物，近年举动令人心痛，若再追究其发迹历史，更感到问题严重，十足卑鄙。在我看来，真正值得倪匡敬重者，也值得公众信服者，可能唯有古龙、柏杨二人而已。论胆魄，论资历，论才华，论远见，到最后恐怕一个“至交好友”也不会留下。因为在我看来，古龙过分超越现实，柏杨也只看到东方文化禁锢之一面，未有大气，只成批判巨将。若论真正跳出小格局，进入大格局，连倪匡本人也成为问题焦点。但至今为止，论出色、论坚持、论勤奋、论罕见，我仍认准倪匡一人，其启示可谓无处不在。
其一，倪匡的高产。
我是职业作家，但算不得高产，倪匡却能做到。他的办法，是高度认同“职业性”，说得不文雅一些，就象妓女上床，不能讲愿不愿意，或者有没有过量。职业作家，就是铁定了要吃这碗饭，不能耍什么高贵、娇弱、派气，你是干这一行的，那么就要把这一行干到底，干绝，干出自己的极限来。这需要解决诸多难题：时间如何安排？人际如何抽离？领域涉猎到哪些？怎样面对资源短缺的问题？实际上，倪匡抛弃了大量毫无意义的交际与应酬，极力地拿出时间来拼命写作，而题材之广泛，完全是基于各种媒体、各种境遇、各种夜梦。这个人的性格十分古怪，其实反过来看，又十分单纯。在卫斯理、原振侠、浪子高达、神探高斯、亚洲之鹰罗开、非人协会、女黑侠木兰花、年轻人与公主、神仙手高飞、侠盗影子等系列中，都可以看出倪匡的出色本领在于“异想天开”，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“多多胡思乱想”。想人之所不想，思人之所不思，越离奇、越怪异、越紧张、越惊险、越有趣、越语出惊人，那么就“越好看”，越“让读者废寝忘食”。这是对思维的训练，整个写作过程就象是做实验，越冒险越上劲，因此这种写作非常上手，动力十足，魅力无穷，绝对是“不写白不写，写了还想写”，永远意犹未尽，永远不知疲倦。想象力的无限扩散，是不可能有何极限的。当然，这当中并不包含多少科学成分，准确地说，应该叫“幻想”，而非“科学幻想”。
其二，倪匡的作品。
我想说，仅科幻小说一类，倪匡的眼界已绝非科幻而已，太多内涵已经超越科幻本身；而且，其商业性写作的主题，却能达到如此严肃，实为罕见。限于篇幅，我只能极简单地介绍。《丛林之神》，表达人拥有预知能力后的一种深刻的悲哀；《透明光》，表达隐形后的人的恐惧与悲哀；《创造》，表达对控制思想进行尖锐的批判；《眼睛》，关注人类邪恶的起源；《奇门》，描写失去家园的情感；《报应》，揭露强权压倒一切，独裁与专政代替了民主与自由，外星人审判地球人之罪；《拼命》，揭示中国人只是顺民，在统治者的残酷压迫下，只想生存在“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”里；《算帐》，对政治大加批判与揭露，揭示极权统治的后遗症，甚多隐喻指向现实的同时，亦批判独裁与专制；《瘟神》，传达出对地球人口急剧增长的忧虑与关注；《头发》，代表着倪匡作品的最高思想境界，最荡气回肠的是作者以“舌战群儒”之势，指责四大教祖，分析其虚伪、自私和不负责任，那是真正的自由思想，其思想境界丝毫不逊于西方著名科幻作家；《风水》，乃是将文革场面写得最荒诞、最可笑的一部小说；《规律》，控诉冷战年代的苏联；《地心洪炉》，粉碎妄图统治世界的科学狂人之贪欲；还有《游戏》、《蓝血人》亦颇精彩，后者曾入选“二十世纪中文小说百强”，得第94名，是两岸三地唯一入选的科幻作品。纵观倪匡之全部历史，乃由早期极强娱乐、商业成份的作品，剧变为处处流露对极权和人类劣根性批判的正气之作，这种努力，不是投降于权力与市场的作家所敢于付诸的。
其三，倪匡的领域。
倪匡的最突出成就，在于科幻小说之想象力和惊险魅力，以及贯穿其中的民主自由思想，在科幻小说界已成权威之一。2001年，国立交通大学、《中国时报》人间副刊联手，设立“倪匡科幻奖”，提倡中文科幻小说创作与欣赏。自第四届起，又与国科会“科普奖”合办。但倪匡的领域绝非仅此而已，更包括武侠、奇情、侦探、神怪、推理、色情、文艺等各类型的小说，以及政论、杂文、散文、评论、专栏、剧本等。其历练过的文体，除了广告词与歌词之外，其余皆在手下。小说已超过300种，剧本已超过400种。单是电影剧本，自1967年写到1988年，乃是世界第一的产量，其代表作包括《独臂刀》、《唐山大兄》、《精武门》、《马永贞》、《洪熙官》、《楚留香》、《功夫小子》、《银姑》等名作，而倪匡亦曾因独具的才华，担任邵氏电影公司编剧。周润发、钱小豪、李小龙、甄子丹、李连杰、刘德华等人，皆从中受益。至于武侠小说，倪匡自认业绩一般，“但这是与金庸、古龙相较而论”。他的文字变化多端，简练写意，看罢他写的《我看金庸》系列，竟感到居然在文风上亦可与金庸如此接近。想当年，倪匡更是在金庸出国期间为金庸“代刀写作”《天龙八部》部分章节，了无痕迹，浑然天成。倪匡亦曾为古龙、卧龙生、诸葛青云等一代“文侠”代笔，可见其手段之高。这与演员属性相近，学什么象什么。直到晚年，倪匡更感到自己居然还有当演员的天份。其实足不为奇，倪匡的文体演练，已经注定了他对各种复杂性格与表现方式的深刻掌握，而这恰恰就是演员的本事。
其四，倪匡的极限。
面对当道，作家之选择是各式各样的，即使已取得成就的诸多文人，到最后不是被权力、名利、荣誉等外在所累，就是被内在的才思枯竭、走火入魔的心灵灾难所累。但在倪匡身上，这一切似乎都不是问题，根本不值得半点考虑。这毕竟是一个颇有才华的人，所读书籍在少年时期即已相当繁杂，性情自由，精力旺盛，敢言敢行，意志顽强，这一切都构成了他此后事业的基础。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，只在当时的“华东人民革命大学”受训三个月，此后的身份便是军人、警察。所有写作潜能，几乎全在后期的自学、演练之中猛烈地爆发出来。他这个人，极其刻苦，而且职业道德一流，即使同时为12家报纸写连载，也能做到不拖稿、欠稿。若换作是我，绝对无力办到——我的最大极限是，曾同时为三家媒体写政论专栏，时至今日最为残酷的拼命，也不过日产三篇，一万字而已。倪匡的稿酬加版税，一年最高曾超过200万港币，乃是香港以文致富的佼佼者。我之写作，关注现存实际问题与重大问题居多，小说已经停写六年之久。这种在文体和题材上的不同取向，迫使我必须花更多时间来关注现实的具体问题，因而不是以想象力（甚至狂想力）来支撑思想，而是以分析力和整合力来推动当道。倪匡的选择，是在“易写”领域之中做到出色，而我则是在“难写”领域之中求得突破，两种不同取向，就成了两种不同结果。
其五，倪匡的自由。
这个自由不是指对外在世界的争取，而是指内在的自由程度。昨天我在《世界周刊》看到曾慧燕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的采访，高行健对“文以载道”不以为然，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，只为个人而书写。这与刘宾雁、马建等作家的“入世”之态截然不同。起初不知究竟，但通篇读后，再对比倪匡，我明白了“为个人而书写”之中极大的可取之处，恰恰就在于“以一体之心升华世界”。两种写作态度看似截然不同，其实纯属殊途同归，没有什么可争辩的。入世与出世，只是所观照的对象不同而已，而最终目的皆在自由。在一个处处受禁的世界，要保持内在自由，倪匡的个人性格就对此予以了解读。这个极端情绪化、常常糊里糊涂的人，“不喜欢受约束，不爱争胜负，不喜欢正经八百，也绝不会道貌岸然”，为人率性放任、热情爽朗、慷慨侠情，这种内在自由是超越自我的关键。请注意，“正经八百”、“道貌岸然”这八个字，乃是不少人的特色，包括我本人在内，皆属此类。太多人的言论四平八稳，坚固如山，仿似宣讲《圣经》。能够打破这一常规的人，在追逐民主与自由的知名作家之中，我只看到余樟法等少数人有此境界。倪匡毕竟身在香港，那是一个极其多元的文化地域。香港式的言论自由，就是于道统之中加些嘻哈玩闹的佐料，既有幽默的调侃，又有严肃的批判，正道而又不失风趣，刚烈而又不失顽皮，没有那种高山扬止、巍峨崇高的影响力人物。黄霑就属香港式，一方面是传统流行音乐之父，一方面又大谈特谈男女色情，色而不淫。倪匡当年也是色情心颇重，却不曾视之为重大问题。若是在中国大陆，黄霑、倪匡必遭道德群伐，身败名裂。由此可见，外压施于内在何其沉重，“身”对“心”的压抑又何其明显。
其六，倪匡的超越。
有一种常识是，当你所处的社会环境极其恶劣，大多数人处于弱势地位，而强者愈强、横行无忌之时，你站出来呐喊、反抗、争斗，你可以成为“人物”，而且也能或多或少地推动时代的变迁、潮流的翻滚。但是，倘若这个恶劣背景被撤除，整个社会走向良性循环之时，那么你“对外”的呐喊、反抗与争斗就不再具有重大意义。相反，对内的审视才更具份量。这是李敖与龙应台的区别所在。但倪匡显然又有另一层努力，他对内在的努力不是审视，而是创造。在他看来，人的内在潜能是无限的，这种无限随着对未知世界的逐步认识而持续增长，所以，他的想象力并非与生俱来，可视为超越自我的努力。超越，就意味着对循规蹈矩的反抗，鄙视陈规旧俗，释放内在能量。我曾看过一些有关“愤怒”话题的书籍，颇有心得。暴力者可分为外暴力与内暴力，外暴力易于理解，内暴力则不同，后者往往是在无数次表面微笑的背后，一点点地蓄积着巨大的愤怒力量，最终做出远远超于前者的恐怖举动。而在此之前，无人不知此人乃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守法者、好人、模范。倪匡的思维要得以延伸，就必须解决这个内在愤怒的郁积问题，他不能只站在“倪匡”这个角度来看待万事万物，而必须抛弃掉“倪匡”，才有可能有极丰富的构思，才能不被愤怒的郁积而击垮。从这一点，我们来看大陆的知名摇滚音乐人窦唯，他那么有才、低调、沉默的一个人，到最后居然去猛然烧车。同样的，诗人海子自杀，歌手筠子自杀，作家张爱玲自杀，演员张国荣自杀……。这批人是怎么回事？忧郁，长期不得释放内在，最终就这样自毁了。倪匡没有那样逼迫自己、挤压自己，相反却是延伸自己、扩展自己，这就是超越。
其七，倪匡的政见。
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倪匡，乃是一个72岁的老头，下厨、种花、养鱼，闲云野鹤，壶中日月，但千万不要忘记，这是一个内心火热的紧跟时事的人物。我所能看到的敏感信息，他同样能够毫无保留地看到。从他近年来接受采访的言论中，我了解到，实际上倪匡比相当多的大陆人还要了解大陆状态，他曾经细致地看过《中国农民调查》，了解过北京“上访村”，以重大的同情来看待威权统治下的底层群体——当然，也包括已遭渗透的香港。我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，作为一个奋斗数十年的作家，倪匡对香港最热衷的刊物，一定不是其它，乃是《开放》、《争鸣》、《动向》、《前哨》一类。或者，有些大言不惭地说，我知道倪匡，倪匡也未必不知道我。虽然我们之间隔了48年的年龄差异，但在诸多地方肯定是“ａｎｇｅ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”（以怒对怒，气味相投）。我看过诸多有关倪匡的评论，有的惋惜倪匡泄私人之愤，有的希望倪匡抛弃前嫌，有的则十分同情倪匡的早年遭遇，有的则是“当代红卫兵”式地辱骂：“倪匡，你连自己的祖国都不要了，你叫我如何崇拜你？”更有糊涂到家的人，说出这样的话：“没有毛泽东的中国，大使馆可以被人炸，飞机在家门口可以被撞，南沙可以被瓜分，邪教可以在中南海静坐示威”，以此奉劝倪匡对共产党充满敬意，此种“国即是党、党即是党主”的逻辑与判断，与皇权意识无异，简直有辱国人基本智商。倪匡之政见，不唯独是当年所论，乃是紧跟信息所得，绝非意气用事，更不必以“非党即非国”来简单定论。
其八，倪匡的胆魄。
很多人假设倪匡如果身在中国大陆，估计在“反右”、“文革”之中早已自杀。倪匡曾以大陆敢言作家张贤亮受难为例，对“反右”之惨，无比心痛和震惊。今年“六四”纪念日，香港《苹果日报》曾刊出倪匡政治访谈：“现在一点社会主义的影子也没有，权利与资本掌握在极少部分人的手里，他们掠夺财富的程度，比满清入关跑马圈地还厉害”，对共产党，倪匡可谓恨之入骨。这个“过去反共、现在反共、将来还要反共”的作家，从来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意见。1992年，他离开香港，对香港回归之后的前景不抱希望。2005年，他因为太太在美国感到不适，回到香港时更感惭愧。其实，倪匡的这种坚持，已没有任何危险可言，即使其书籍在中国大陆遭到禁止出版，但事实上已经流传十余年（但倪匡一分钱都没拿过，全是盗版），读者遍地。这一点与李敖类似，但又不尽类似。李敖的书籍在大陆亦曾受挫，但后来得以逐渐展露，此人便对大陆当局感恩待德，实在算不得什么铁打的傲骨。倪匡的遗憾，在最近实有表露，言语之中念国心切。他之爱国，与一般的党国主义者大不相同，因恨之而爱之，因其落后、愚昧与专制而痛心疾首。倪匡虽然性情豪放，但却有极细腻的悲悯体会，成为基督徒之后更与以往劣根尽相割断，渐渐进入省思状态。倪匡毕竟已是72岁的人了，对太多问题看得太透，太孤独，太沉重，而其作品又太铺散、太广泛、太奇特。他应当获得本届“中国自由文化奖”之“小说奖”，作为提议者，我甚感自豪。
其九，倪匡的背景。
在香港这片天空之下，称倪匡为“科幻鼻祖”实不为过，其“一个人的战斗”曾经持续数年，直到黄易出现，才算是“两分天下”。科幻这种非主流文学，在香港一直远次于武侠。在倪匡出现以前，一直是以“科幻译著”为主，如《基地》、《火星之沙》、《双星》、《无时世界》等。真正完成“本土化”过程的，只有倪匡一个人。基于他的奋斗，科幻小说已经普及至社会各个不同阶层。至于崛起的黄易，实在是难得的大才，同样拥有恣意汪洋的想象力，同样高产，其《超级战士》、《幽灵船》、《大剑师传奇》、《星际浪子》、《寻秦记》等，再次深入人心。真正对科幻小说在理论上予以总结的，是杜渐、李伟才、黄景亨、潘昭强、李逆熵这些人。而真正的原创高手，则有些曲高和寡，在台湾倒有一个，那就是倪匡的“至交好友”之一——张系国，也就是《棋王》的作者。《棋王》这部作品，乃是香港高级程度会考之“中国语文”和“文化”科当中的“选择读物”，在香港成长的绝大多数高中生都曾感受过张系国的劲笔。张系国被科幻界称为“正统派”的代表，而倪匡、黄易则属“通俗派”。进入“战国时代”般的群雄逐鹿的科幻黄金时期者，乃是倪匡、黄易之后的宇无名、谭剑、乔靖夫、周显、苏文星、武藏野、萧志勇、毕华流等辈。到如今这个“速食时代”，则是科幻漫画超越科幻小说的时代，《超神》、《武神》、《龙虎五世》、《龙神》等漫画的销量，已经远远大于任何科幻小说。倪匡当初那个独挡一面的时代，已经一去不复返，而且后来的科幻作家也再无他那样入骨的专制批判。
其十，倪匡的影响。
倪匡被誉为“东方艾西莫夫”，亦即“华文科幻之帝”的意思。与艾萨克·艾西莫夫（ｉｓａａｃ ａｓｉｍｏｖ）并列的，据我所知，还有阿瑟·克拉克（ａｒｔｈｕｒ ｃ. ｃｌａｒｋｅ）、安森·海因莱因（ｒｏｂｅｒｔ ａ. ｈｅｉｎｌｅｉｎ），此三人被称为“科幻小说三巨头”。艾西莫夫乃是本世纪最顶尖的科幻小说家之一，曾获代表科幻界最高荣誉的“雨果奖”和星云终身成就的“大师奖”。以艾西莫夫命名的《艾西莫夫科幻杂志》，乃是美国当今数一数二的科幻文学重镇。倪匡被誉为“东方艾西莫夫”的理由甚多，诸如同样俯仰万年，同样宏观的视野，同样讨论人性与政冶、经济、军事等文明要素产生的互动影响，同样闪动着关怀人类未来的笔触，同样超越一般科幻的局限。倪匡将大量重大问题投入于隐喻之中，其情节波澜壮阔，其内容辐射辽广，其语言干净利落，其人物潇洒自由。掩卷之后，大感非仅“猎奇”而已，乃有极深刻之倾诉。既如此，则其作品又何限归类？何限地域？何限历史？写到此处，猛然想到一则快事。2006年3月～2007年2月，大陆《红袖添香网》与香港中华书局共同举办“2006新武侠小说大赛”。在此活动之中，上网阅读的倪匡竟于不经意间发现一流参赛作品——周翔的《放纵剑魂》。倪匡随即致信周翔：“大有可能是出自古龙英灵的指引，因为你作品极出色，相信古龙若在生，也会觉得高兴。你已经掌握了写小说最重要的诀窍，就是有极好的想象力和通顺的文笔，掌握悬疑也恰到好处。我现在逢人便说你的小说好看，近日会和金庸见面，就会告诉他。并希望可以找到肯出版的出版社。”果不其然，《放纵剑魂》获得新武侠大赛七月之“月冠军”。此种洞见，可见倪匡之眼力与感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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