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nday, November 10, 2008

倪匡 - One of greatest Chinese writers

No he is not dead yet. Just happen to come across an article about him here. So, I just wanna share with others. (sorry this article is in Chinese). Here we go....

倪匡与李敖同岁,这两个人绕了四轮“十二生肖”之后,1983年的一批人便诞生了——我即是此批之一,都属“猪”,今年乃是本命年。在性格上,我们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,但在道路选择上又富含歧见。其相同的特点,大致可以归纳出:工作狂的倾向,不要命的倾向,“一根经”的倾向,“一竿插到底”的倾向,笔力强劲恣肆的倾向。倪匡无限地挖掘自己的潜能,在政治取向上走的是“爱国必须反共,反共才是爱国”的道路;李敖的选择已经趋于投机、献媚和盲从,与金庸、黄霑一样“晚节不保”,成为统战之棋,却未有丝毫警醒觉悟。倪匡与李敖,两者都属高产作家。前者乃全世界之最,手写速度是每小时2,500字~4,500字之间,1996年使用“声控电脑”后,写作速度反而变慢;而口才亦属一流,讲话速度比写作速度还快,一旦慢下来就要“打结”。李敖从《老年人与棒子》开始,写了46年,速度亦属惊人,想当年半夜三更起床写作,搞连续数年的“通宵达旦”,这种锻炼历程比我还要早几十年。两者都是“数千万字”的作家,但李敖不可与倪匡相比之处,在于其原创有限、范畴有限、文体有限,而倪匡一生居然从来没有抄袭过自己,可谓思源开阔、源源不断的作家典型。 在

1985年8月出版的《倪匡传奇》之最末,曾有这样一段话:“从江南到内蒙到东北,倪匡早年的生活,由血与泪、生存与死亡、战栗与痛苦交织而成。”确实,倪匡曾经投身“共产党革命事业”六年,想当年大小是个“基层干部”,然而其自由理念在当时政治环境之下饱受批判、批斗,到后期更是发展到可能承受“十年监禁”的沉重打击。而其具体“法律纠纷”,竟仅仅是因为取些木材来烤火以及一条狗将大队长咬伤而已,如此就成了“反革命”、“对共产党员恨之入骨”之类重罪。1957年,倪匡逃亡,自内蒙古逃到大连,又由大连逃至上海、广州,最终成功偷渡至香港,躲过“反右”、“文革”等严重浩劫。这一年,倪匡年仅22岁。那是刻骨铭心的记忆,也震撼了一大批的倪匡读者。当时的倪匡,身上没有多少钱(到大连后,身上的钱只够买票到青岛),饿得又厉害,硬着头皮逃到上海后,连亲人也不敢接待之,就如躲瘟疫、躲疯狗一般惟恐避之不及。自上海到香港,倪匡乃以老鼠、蚂蚁、棉花充饥,以伪刻图章与路条来解决即时危险。如此活脱脱的“流浪汉”,整整两个月的逃亡,自中国最北部逃至中国最南部,痛苦至极地“千里走单骑”,风餐露宿,挨饥受饿,诸位可以想象当时倪匡内心之愤怒、绝望与决断。

这个原名倪亦明、倪聪的人,自此以后,在中国大陆的足迹消失了整整50年。50年以来,倪匡的大量书籍只能停留于一般的地摊或出租书店,被当作“反动分子”、“反动书籍”对待。直到网络开放,倪匡一生之奋斗才逐渐为人所知——我已看到收录“倪匡全集”、“倪匡作品集”、“倪学”的大量网站,点击量巨大,粉丝活跃。几代香港人及非香港人,都是看着倪匡的书长大的。其间,环环相扣的描写,惊险神秘的探寻,英雄主义的倡扬,反对独裁的决心,牵连广阔,气势磅礴,天马行空,这一切都已深深地刻在了人们的心里。在香港,倪匡、金庸、黄霑、蔡澜并列为“四大才子”,亦有“小说三大高手”的说法,指的是攻科幻的倪匡、攻武侠的金庸、攻言情的亦舒。其中,亦舒就是倪匡的亲妹妹——倪亦舒。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“莫谈国事”者,专为中产阶层的职业女性而作,重气质,重品位,穿着破牛仔裤、烂t恤,头发剪得如男童,化装品是一罐凡士林,闲时拖凉鞋,夹香烟去骑单车,奔公园,看法国小电影……。这个人,就是被视为“超越台湾琼瑶”的香港言情作家倪亦舒。

倪匡的一生,极富戏剧性。在香港这个地方,在连续反了50年共产党的人之中,他是最显眼的一个。但如果切开他的家族、家庭与朋友,便更能感到他的孤独与寂寞。倪匡的大哥叫倪亦方,现在辽宁省鞍山市化工二厂就任厂长,是共产党员、工程师,曾经遭受“反右”、“文革”磨难,蒙受20余年不白之冤。1985年7月1日,《鞍山日报》曾刊出报道《倪亦方——理想是巨大的精神力量》,此文惨不忍“读”,简直是赤裸裸的精神洗脑,假以“爱国”之名义,忽视倪亦方所受之沉重打击。面对倪亦方这位大哥,倪匡情何以堪?倪匡之子,乃在电影、电视、电台、唱片、书籍等方面皆有展示的倪震,曾与李嘉欣、陈法蓉恋爱,又与周慧敏同居17年。此子有才,善于拓展,但远不如其父之远见,亦与政治无染。亲人如此,朋友则更不必说,似有“人在江湖,身不由己”的苦衷,或曰精明。2005年,倪匡在离开香港13年之后,从美国返回香港,当时林渊曾经发出一则报道,内有如下内容:“倪匡的两位好友查良镛和黄霑,晚年如何由反共转向媚共,对中共政权完全丧失批判能力,甘心沦为统战工具,查、黄二人那种晚节不保,才教众多香港人感到痛心和失望。”林渊为什么这样讲?

我们来看几则资料。在已公开的《倪匡百问》之中,倪匡说:“我最推崇的小说家分别是金庸、古龙、琼瑶、亦舒、高阳、夏树静子、爱伦坡;最推崇的散文家是柏杨与李敖。”其自认的“至交好友”,分别是古龙、金庸、黄霑、张系国、沈西城、叶李华。另一则资料,则来自《维基百科》:“倪匡自夸是金庸的好友,但金庸从不承认这点。”黄霑也是风向一转,让倪匡大大失望。张系国乃是同类文友(科幻作家)之切磋,沈西城、叶李华乃是倪匡的顶极粉丝。在其“至交好友”之中,若要讲真性情、真豪杰,可能唯有已逝的古龙一人而已。至于琼瑶、亦舒、高阳、夏树静子、爱伦坡,皆与倪匡非一路人。而李敖本身,更是过气人物,近年举动令人心痛,若再追究其发迹历史,更感到问题严重,十足卑鄙。在我看来,真正值得倪匡敬重者,也值得公众信服者,可能唯有古龙、柏杨二人而已。论胆魄,论资历,论才华,论远见,到最后恐怕一个“至交好友”也不会留下。因为在我看来,古龙过分超越现实,柏杨也只看到东方文化禁锢之一面,未有大气,只成批判巨将。若论真正跳出小格局,进入大格局,连倪匡本人也成为问题焦点。但至今为止,论出色、论坚持、论勤奋、论罕见,我仍认准倪匡一人,其启示可谓无处不在。

其一,倪匡的高产。
我是职业作家,但算不得高产,倪匡却能做到。他的办法,是高度认同“职业性”,说得不文雅一些,就象妓女上床,不能讲愿不愿意,或者有没有过量。职业作家,就是铁定了要吃这碗饭,不能耍什么高贵、娇弱、派气,你是干这一行的,那么就要把这一行干到底,干绝,干出自己的极限来。这需要解决诸多难题:时间如何安排?人际如何抽离?领域涉猎到哪些?怎样面对资源短缺的问题?实际上,倪匡抛弃了大量毫无意义的交际与应酬,极力地拿出时间来拼命写作,而题材之广泛,完全是基于各种媒体、各种境遇、各种夜梦。这个人的性格十分古怪,其实反过来看,又十分单纯。在卫斯理、原振侠、浪子高达、神探高斯、亚洲之鹰罗开、非人协会、女黑侠木兰花、年轻人与公主、神仙手高飞、侠盗影子等系列中,都可以看出倪匡的出色本领在于“异想天开”,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“多多胡思乱想”。想人之所不想,思人之所不思,越离奇、越怪异、越紧张、越惊险、越有趣、越语出惊人,那么就“越好看”,越“让读者废寝忘食”。这是对思维的训练,整个写作过程就象是做实验,越冒险越上劲,因此这种写作非常上手,动力十足,魅力无穷,绝对是“不写白不写,写了还想写”,永远意犹未尽,永远不知疲倦。想象力的无限扩散,是不可能有何极限的。当然,这当中并不包含多少科学成分,准确地说,应该叫“幻想”,而非“科学幻想”。

其二,倪匡的作品。
我想说,仅科幻小说一类,倪匡的眼界已绝非科幻而已,太多内涵已经超越科幻本身;而且,其商业性写作的主题,却能达到如此严肃,实为罕见。限于篇幅,我只能极简单地介绍。《丛林之神》,表达人拥有预知能力后的一种深刻的悲哀;《透明光》,表达隐形后的人的恐惧与悲哀;《创造》,表达对控制思想进行尖锐的批判;《眼睛》,关注人类邪恶的起源;《奇门》,描写失去家园的情感;《报应》,揭露强权压倒一切,独裁与专政代替了民主与自由,外星人审判地球人之罪;《拼命》,揭示中国人只是顺民,在统治者的残酷压迫下,只想生存在“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”里;《算帐》,对政治大加批判与揭露,揭示极权统治的后遗症,甚多隐喻指向现实的同时,亦批判独裁与专制;《瘟神》,传达出对地球人口急剧增长的忧虑与关注;《头发》,代表着倪匡作品的最高思想境界,最荡气回肠的是作者以“舌战群儒”之势,指责四大教祖,分析其虚伪、自私和不负责任,那是真正的自由思想,其思想境界丝毫不逊于西方著名科幻作家;《风水》,乃是将文革场面写得最荒诞、最可笑的一部小说;《规律》,控诉冷战年代的苏联;《地心洪炉》,粉碎妄图统治世界的科学狂人之贪欲;还有《游戏》、《蓝血人》亦颇精彩,后者曾入选“二十世纪中文小说百强”,得第94名,是两岸三地唯一入选的科幻作品。纵观倪匡之全部历史,乃由早期极强娱乐、商业成份的作品,剧变为处处流露对极权和人类劣根性批判的正气之作,这种努力,不是投降于权力与市场的作家所敢于付诸的。

其三,倪匡的领域。
倪匡的最突出成就,在于科幻小说之想象力和惊险魅力,以及贯穿其中的民主自由思想,在科幻小说界已成权威之一。2001年,国立交通大学、《中国时报》人间副刊联手,设立“倪匡科幻奖”,提倡中文科幻小说创作与欣赏。自第四届起,又与国科会“科普奖”合办。但倪匡的领域绝非仅此而已,更包括武侠、奇情、侦探、神怪、推理、色情、文艺等各类型的小说,以及政论、杂文、散文、评论、专栏、剧本等。其历练过的文体,除了广告词与歌词之外,其余皆在手下。小说已超过300种,剧本已超过400种。单是电影剧本,自1967年写到1988年,乃是世界第一的产量,其代表作包括《独臂刀》、《唐山大兄》、《精武门》、《马永贞》、《洪熙官》、《楚留香》、《功夫小子》、《银姑》等名作,而倪匡亦曾因独具的才华,担任邵氏电影公司编剧。周润发、钱小豪、李小龙、甄子丹、李连杰、刘德华等人,皆从中受益。至于武侠小说,倪匡自认业绩一般,“但这是与金庸、古龙相较而论”。他的文字变化多端,简练写意,看罢他写的《我看金庸》系列,竟感到居然在文风上亦可与金庸如此接近。想当年,倪匡更是在金庸出国期间为金庸“代刀写作”《天龙八部》部分章节,了无痕迹,浑然天成。倪匡亦曾为古龙、卧龙生、诸葛青云等一代“文侠”代笔,可见其手段之高。这与演员属性相近,学什么象什么。直到晚年,倪匡更感到自己居然还有当演员的天份。其实足不为奇,倪匡的文体演练,已经注定了他对各种复杂性格与表现方式的深刻掌握,而这恰恰就是演员的本事。

其四,倪匡的极限。
面对当道,作家之选择是各式各样的,即使已取得成就的诸多文人,到最后不是被权力、名利、荣誉等外在所累,就是被内在的才思枯竭、走火入魔的心灵灾难所累。但在倪匡身上,这一切似乎都不是问题,根本不值得半点考虑。这毕竟是一个颇有才华的人,所读书籍在少年时期即已相当繁杂,性情自由,精力旺盛,敢言敢行,意志顽强,这一切都构成了他此后事业的基础。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,只在当时的“华东人民革命大学”受训三个月,此后的身份便是军人、警察。所有写作潜能,几乎全在后期的自学、演练之中猛烈地爆发出来。他这个人,极其刻苦,而且职业道德一流,即使同时为12家报纸写连载,也能做到不拖稿、欠稿。若换作是我,绝对无力办到——我的最大极限是,曾同时为三家媒体写政论专栏,时至今日最为残酷的拼命,也不过日产三篇,一万字而已。倪匡的稿酬加版税,一年最高曾超过200万港币,乃是香港以文致富的佼佼者。我之写作,关注现存实际问题与重大问题居多,小说已经停写六年之久。这种在文体和题材上的不同取向,迫使我必须花更多时间来关注现实的具体问题,因而不是以想象力(甚至狂想力)来支撑思想,而是以分析力和整合力来推动当道。倪匡的选择,是在“易写”领域之中做到出色,而我则是在“难写”领域之中求得突破,两种不同取向,就成了两种不同结果。

其五,倪匡的自由。
这个自由不是指对外在世界的争取,而是指内在的自由程度。昨天我在《世界周刊》看到曾慧燕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的采访,高行健对“文以载道”不以为然,反对文学为政治服务,只为个人而书写。这与刘宾雁、马建等作家的“入世”之态截然不同。起初不知究竟,但通篇读后,再对比倪匡,我明白了“为个人而书写”之中极大的可取之处,恰恰就在于“以一体之心升华世界”。两种写作态度看似截然不同,其实纯属殊途同归,没有什么可争辩的。入世与出世,只是所观照的对象不同而已,而最终目的皆在自由。在一个处处受禁的世界,要保持内在自由,倪匡的个人性格就对此予以了解读。这个极端情绪化、常常糊里糊涂的人,“不喜欢受约束,不爱争胜负,不喜欢正经八百,也绝不会道貌岸然”,为人率性放任、热情爽朗、慷慨侠情,这种内在自由是超越自我的关键。请注意,“正经八百”、“道貌岸然”这八个字,乃是不少人的特色,包括我本人在内,皆属此类。太多人的言论四平八稳,坚固如山,仿似宣讲《圣经》。能够打破这一常规的人,在追逐民主与自由的知名作家之中,我只看到余樟法等少数人有此境界。倪匡毕竟身在香港,那是一个极其多元的文化地域。香港式的言论自由,就是于道统之中加些嘻哈玩闹的佐料,既有幽默的调侃,又有严肃的批判,正道而又不失风趣,刚烈而又不失顽皮,没有那种高山扬止、巍峨崇高的影响力人物。黄霑就属香港式,一方面是传统流行音乐之父,一方面又大谈特谈男女色情,色而不淫。倪匡当年也是色情心颇重,却不曾视之为重大问题。若是在中国大陆,黄霑、倪匡必遭道德群伐,身败名裂。由此可见,外压施于内在何其沉重,“身”对“心”的压抑又何其明显。

其六,倪匡的超越。
有一种常识是,当你所处的社会环境极其恶劣,大多数人处于弱势地位,而强者愈强、横行无忌之时,你站出来呐喊、反抗、争斗,你可以成为“人物”,而且也能或多或少地推动时代的变迁、潮流的翻滚。但是,倘若这个恶劣背景被撤除,整个社会走向良性循环之时,那么你“对外”的呐喊、反抗与争斗就不再具有重大意义。相反,对内的审视才更具份量。这是李敖与龙应台的区别所在。但倪匡显然又有另一层努力,他对内在的努力不是审视,而是创造。在他看来,人的内在潜能是无限的,这种无限随着对未知世界的逐步认识而持续增长,所以,他的想象力并非与生俱来,可视为超越自我的努力。超越,就意味着对循规蹈矩的反抗,鄙视陈规旧俗,释放内在能量。我曾看过一些有关“愤怒”话题的书籍,颇有心得。暴力者可分为外暴力与内暴力,外暴力易于理解,内暴力则不同,后者往往是在无数次表面微笑的背后,一点点地蓄积着巨大的愤怒力量,最终做出远远超于前者的恐怖举动。而在此之前,无人不知此人乃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守法者、好人、模范。倪匡的思维要得以延伸,就必须解决这个内在愤怒的郁积问题,他不能只站在“倪匡”这个角度来看待万事万物,而必须抛弃掉“倪匡”,才有可能有极丰富的构思,才能不被愤怒的郁积而击垮。从这一点,我们来看大陆的知名摇滚音乐人窦唯,他那么有才、低调、沉默的一个人,到最后居然去猛然烧车。同样的,诗人海子自杀,歌手筠子自杀,作家张爱玲自杀,演员张国荣自杀……。这批人是怎么回事?忧郁,长期不得释放内在,最终就这样自毁了。倪匡没有那样逼迫自己、挤压自己,相反却是延伸自己、扩展自己,这就是超越。

其七,倪匡的政见。
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倪匡,乃是一个72岁的老头,下厨、种花、养鱼,闲云野鹤,壶中日月,但千万不要忘记,这是一个内心火热的紧跟时事的人物。我所能看到的敏感信息,他同样能够毫无保留地看到。从他近年来接受采访的言论中,我了解到,实际上倪匡比相当多的大陆人还要了解大陆状态,他曾经细致地看过《中国农民调查》,了解过北京“上访村”,以重大的同情来看待威权统治下的底层群体——当然,也包括已遭渗透的香港。我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,作为一个奋斗数十年的作家,倪匡对香港最热衷的刊物,一定不是其它,乃是《开放》、《争鸣》、《动向》、《前哨》一类。或者,有些大言不惭地说,我知道倪匡,倪匡也未必不知道我。虽然我们之间隔了48年的年龄差异,但在诸多地方肯定是“anger management”(以怒对怒,气味相投)。我看过诸多有关倪匡的评论,有的惋惜倪匡泄私人之愤,有的希望倪匡抛弃前嫌,有的则十分同情倪匡的早年遭遇,有的则是“当代红卫兵”式地辱骂:“倪匡,你连自己的祖国都不要了,你叫我如何崇拜你?”更有糊涂到家的人,说出这样的话:“没有毛泽东的中国,大使馆可以被人炸,飞机在家门口可以被撞,南沙可以被瓜分,邪教可以在中南海静坐示威”,以此奉劝倪匡对共产党充满敬意,此种“国即是党、党即是党主”的逻辑与判断,与皇权意识无异,简直有辱国人基本智商。倪匡之政见,不唯独是当年所论,乃是紧跟信息所得,绝非意气用事,更不必以“非党即非国”来简单定论。

其八,倪匡的胆魄。
很多人假设倪匡如果身在中国大陆,估计在“反右”、“文革”之中早已自杀。倪匡曾以大陆敢言作家张贤亮受难为例,对“反右”之惨,无比心痛和震惊。今年“六四”纪念日,香港《苹果日报》曾刊出倪匡政治访谈:“现在一点社会主义的影子也没有,权利与资本掌握在极少部分人的手里,他们掠夺财富的程度,比满清入关跑马圈地还厉害”,对共产党,倪匡可谓恨之入骨。这个“过去反共、现在反共、将来还要反共”的作家,从来不隐瞒自己的真实意见。1992年,他离开香港,对香港回归之后的前景不抱希望。2005年,他因为太太在美国感到不适,回到香港时更感惭愧。其实,倪匡的这种坚持,已没有任何危险可言,即使其书籍在中国大陆遭到禁止出版,但事实上已经流传十余年(但倪匡一分钱都没拿过,全是盗版),读者遍地。这一点与李敖类似,但又不尽类似。李敖的书籍在大陆亦曾受挫,但后来得以逐渐展露,此人便对大陆当局感恩待德,实在算不得什么铁打的傲骨。倪匡的遗憾,在最近实有表露,言语之中念国心切。他之爱国,与一般的党国主义者大不相同,因恨之而爱之,因其落后、愚昧与专制而痛心疾首。倪匡虽然性情豪放,但却有极细腻的悲悯体会,成为基督徒之后更与以往劣根尽相割断,渐渐进入省思状态。倪匡毕竟已是72岁的人了,对太多问题看得太透,太孤独,太沉重,而其作品又太铺散、太广泛、太奇特。他应当获得本届“中国自由文化奖”之“小说奖”,作为提议者,我甚感自豪。

其九,倪匡的背景。
在香港这片天空之下,称倪匡为“科幻鼻祖”实不为过,其“一个人的战斗”曾经持续数年,直到黄易出现,才算是“两分天下”。科幻这种非主流文学,在香港一直远次于武侠。在倪匡出现以前,一直是以“科幻译著”为主,如《基地》、《火星之沙》、《双星》、《无时世界》等。真正完成“本土化”过程的,只有倪匡一个人。基于他的奋斗,科幻小说已经普及至社会各个不同阶层。至于崛起的黄易,实在是难得的大才,同样拥有恣意汪洋的想象力,同样高产,其《超级战士》、《幽灵船》、《大剑师传奇》、《星际浪子》、《寻秦记》等,再次深入人心。真正对科幻小说在理论上予以总结的,是杜渐、李伟才、黄景亨、潘昭强、李逆熵这些人。而真正的原创高手,则有些曲高和寡,在台湾倒有一个,那就是倪匡的“至交好友”之一——张系国,也就是《棋王》的作者。《棋王》这部作品,乃是香港高级程度会考之“中国语文”和“文化”科当中的“选择读物”,在香港成长的绝大多数高中生都曾感受过张系国的劲笔。张系国被科幻界称为“正统派”的代表,而倪匡、黄易则属“通俗派”。进入“战国时代”般的群雄逐鹿的科幻黄金时期者,乃是倪匡、黄易之后的宇无名、谭剑、乔靖夫、周显、苏文星、武藏野、萧志勇、毕华流等辈。到如今这个“速食时代”,则是科幻漫画超越科幻小说的时代,《超神》、《武神》、《龙虎五世》、《龙神》等漫画的销量,已经远远大于任何科幻小说。倪匡当初那个独挡一面的时代,已经一去不复返,而且后来的科幻作家也再无他那样入骨的专制批判。

其十,倪匡的影响。
倪匡被誉为“东方艾西莫夫”,亦即“华文科幻之帝”的意思。与艾萨克·艾西莫夫(isaac asimov)并列的,据我所知,还有阿瑟·克拉克(arthur c. clarke)、安森·海因莱因(robert a. heinlein),此三人被称为“科幻小说三巨头”。艾西莫夫乃是本世纪最顶尖的科幻小说家之一,曾获代表科幻界最高荣誉的“雨果奖”和星云终身成就的“大师奖”。以艾西莫夫命名的《艾西莫夫科幻杂志》,乃是美国当今数一数二的科幻文学重镇。倪匡被誉为“东方艾西莫夫”的理由甚多,诸如同样俯仰万年,同样宏观的视野,同样讨论人性与政冶、经济、军事等文明要素产生的互动影响,同样闪动着关怀人类未来的笔触,同样超越一般科幻的局限。倪匡将大量重大问题投入于隐喻之中,其情节波澜壮阔,其内容辐射辽广,其语言干净利落,其人物潇洒自由。掩卷之后,大感非仅“猎奇”而已,乃有极深刻之倾诉。既如此,则其作品又何限归类?何限地域?何限历史?写到此处,猛然想到一则快事。2006年3月~2007年2月,大陆《红袖添香网》与香港中华书局共同举办“2006新武侠小说大赛”。在此活动之中,上网阅读的倪匡竟于不经意间发现一流参赛作品——周翔的《放纵剑魂》。倪匡随即致信周翔:“大有可能是出自古龙英灵的指引,因为你作品极出色,相信古龙若在生,也会觉得高兴。你已经掌握了写小说最重要的诀窍,就是有极好的想象力和通顺的文笔,掌握悬疑也恰到好处。我现在逢人便说你的小说好看,近日会和金庸见面,就会告诉他。并希望可以找到肯出版的出版社。”果不其然,《放纵剑魂》获得新武侠大赛七月之“月冠军”。此种洞见,可见倪匡之眼力与感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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